澳大利亚的移民史，远比“联邦”这一政治实体更为古老。早在约五万年前，第一批人类就通过马来群岛和新几内亚抵达澳洲大陆。他们不是“移民局批准”的合法入境者，更不是满载家当远渡重洋的旅者，而是人类文明向南扩张的先驱——澳大利亚原住民（Aboriginal Australians）的祖先。
彼时，全球处于更新世冰期，海平面比今低落约100至150米，使得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之间，存在一座广阔的陆桥——萨胡尔陆架（Sahul Shelf）。这条自然的“移民通道”成就了人类踏足澳洲的壮举，也为后世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埋下伏笔。
尽管有关这段人类大迁徙的时间点尚存争议（有观点认为应早至六万年前），但通过考古学与基因研究的交叉验证，约在4万至4.5万年前人类已在澳洲广泛分布，已成学界主流共识。
1788年1月26日，英国首批由罪犯构成的移民船队在今天的悉尼港登陆，标志着欧洲对澳洲的殖民正式开启。这一天，被后来定为“澳大利亚日”（Australia Day），但对许多原住民而言，它不过是“灾难日”（Invasion Day）或“国家哀悼日”。
这支由亚瑟·菲利普（Arthur Phillip）率领的船队并非雄心勃勃地开疆拓土，而是“帝国废物回收项目”的一部分。由于英国本土监狱爆满，南半球这片“天涯海角”成了理想的流放地。而由此建立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，最初的定位不过是一座远方监狱而已。
殖民早期的移民以罪犯与看守为主，而非自愿来澳的移民者。这种“强制移民”的殖民逻辑，直到19世纪中叶才逐渐为市场逻辑所取代。
1851年，淘金热的爆发，使澳大利亚瞬间成为全球寻梦者的天堂。无数不列颠人、爱尔兰人、德国人、中国人踏上南半球的黄金之路，甚至使得当时墨尔本的人口增速超越纽约，成为“全球最富的城市”之一。
然而，财富的涌入也伴随着焦虑的滋长。华人移民因其吃苦耐劳、群体团结而在矿区异军突起，却因此引来本地白人的嫉妒与排斥。从骚乱、限制居住地到征收“入境税”，澳大利亚对非白人移民的排斥逐渐制度化，并最终于1901年联邦成立之初，通过了臭名昭著的《移民限制法案》——即“白澳政策”（White Australia Policy）。
这项政策的核心并不是“禁止所有外国人”，而是“非欧洲语言测试制度”：即便你精通多国语言，也可能因被考一门你根本不懂的欧洲小语种而遭拒。最著名的案例，是东欧记者埃贡·基施在苏格兰语测试中“被读写障碍”，终被驱逐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：地广人稀的国土若不能尽快充实人口，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都将面临瓶颈。于是，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计划——“Populate or Perish”（要么繁衍，要么灭亡）应运而生。
英国人仍是首选移民对象。著名的“十英镑移民”计划（Ten Pound Pom）使成千上万英国家庭以极低费用定居澳洲。在1945年至1972年间，有超过100万名英国人借此落地生根，成为澳大利亚当代欧洲后裔的中坚力量。
与此同时，战后的动荡使大批东欧难民、犹太人、意大利与希腊劳工也被澳洲吸纳。他们多从事建筑、矿业与基础设施建设，为澳大利亚城市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然而，这一阶段的政策仍然是以“欧洲人优先”为核心。直到1972年，工党政府上台，白澳政策才正式终结。亚洲移民的大门由此开启。
20世纪70年代后，澳大利亚移民结构开始多元化，亚洲移民逐年增加。尤其是中国与印度，成为近年来最大的移民来源国。数据显示，仅2006年，就有279,447名中国出生者在澳定居，成为第三大移民群体。而印度（153,579）、越南（180,352）、菲律宾（135,619）等国也紧随其后。相较于传统的欧洲后裔，亚洲新移民更集中在大城市，尤其是悉尼、墨尔本等都市圈。
这背后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：从家庭团聚型向技术移民型转化。对于拥有高学历、英语能力和工作经验的亚洲专业人才，澳洲以开放的态度欢迎他们填补本地劳动力市场空缺，特别是在医疗、IT、工程等关键领域。
2006年，澳洲海外出生人口已达495万，占总人口近四分之一。其中出生于英国者仍居首位（115万），但新西兰（47万）、中国（28万）与意大利、越南、印度等也占有重要比例。
不同州的移民分布亦呈现鲜明特色：新南威尔士州：吸纳了59.4%的中国出生人口，堪称华人最聚集的州；维多利亚州：希腊、意大利、黎巴嫩裔占比突出，体现了欧洲传统移民的影响；西澳大利亚州：则在新加坡与英国移民中占比高，显示其与亚洲交流的前沿地位；昆士兰州：新西兰与新几内亚裔人口较多，也是一片多元文化的沃土。
尽管多元文化被写入《澳大利亚民族宣言》中成为“国家核心价值”，但移民政策仍是政治与舆论的常年争议焦点。2001年大选期间，“恐怖主义”与“非法船民”成为选举导火索，一场关于“谁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人”的舆论风暴再度袭来。
近年来，非法偷渡问题和中东难民问题，也让澳洲在自由主义与边境安全之间陷入矛盾。例如坦帕号事件、SIEV-X沉船事件，不仅影响选举，也暴露了移民管理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张力。
澳大利亚的移民史，不仅仅是“谁进来”的问题，更关乎“我们是谁”。从被流放的英国罪犯，到抱团淘金的华人劳工；从白澳政策下的种族筛选，到今天多元并存的亚太国家；从“欧洲定制”的移民梦，到“亚洲制造”的新澳洲梦——每一波人口的流动，都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与国家政策的拷问与重塑。